名家讲坛第33讲 | 陆建德教授主讲“说理和论辩的风格”

3月14日下午，中文系（珠海）于海琴六号A631会议室举办了名家讲坛第33讲，讲座题为“说理和论辩的风格”。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由厦门大学陆建德讲座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贾智副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陆建德教授由是否使用PPT的争论引入主题。有人主张讲课应该使用PPT，也有人的主张相反，这时我们就会听双方如何呈现他们的理由，然后判断哪一方比较令人信服。但我们在接触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的时候，会觉得当时参加论辩的人对一些问题的答案深信不疑，所以在陈述自己观点时可能就不太在意说理的方式。这种情况如果在某一个时期出现，或许还可以理解，但它如果形成了一种相对比较固定的风格，时间久了，其实不利于论说这种形体的充分发育和成长。

陆建德教授指出，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经100多年过去了，它的遗产多元而复杂，我们需要对这种丰富多元的遗产做出一些辨析。有一些投入论证的人士，因为自认为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会骄傲地认为有些道理不言自明，即不必陈述对方就输了，虽然这一方式省心省力，但是却对后来的读者造成了一种伤害，让人不愿意动脑筋思考和分享。

陆建德教授表示，新和旧之间不一定是一条断然分明的界限，新文化和旧文化其实存在部分重叠和延续，一些新人物也会带有旧风气。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些论述方式趋于简单暴力，比如北京有的学生会把观点不同的报纸刊物直接烧掉，这实际上是拒绝辩论和交换意见的表现。

在新文化运动当中，章士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章士钊喜欢用文言，对于新文化运动里面的一些做法提法有些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还专门写了文章《评新文化运动》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不是滔天巨浪，不会把文化界全部裹挟进去，运动内部各方人士的选择也不尽相同，鲁迅的看法比较激进，章士钊强调容忍，主张商榷。

陆建德教授提出，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适当了解国外的一些相关学说也很重要。比如有一位英语文学的学者写了一篇题为《论时代的分期》的文章，文章提出很多时代的分期比较武断，历史的发展绵绵不断，新旧之间有相接的部分，分期是试探性的、暂时使用的工具，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会将这种分期抛之脑后。陈寅恪对韩愈作古文的评价很高，钱钟书也曾表示历史不一定是渐进式、从高到低的，复古也可能是一种创新，能起到新的作用。所以，章士钊认为新旧是犬牙交错的，不全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他的观点从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鲁迅有的杂文说理性比较强，但是也有部分杂文非常简短，属于“投枪和匕首”，追求一枪毙命，使得对方难堪，这实际上是把对方当成了“敌”。这或许与传统文化有关，在《说文解字》中“敌，仇也”，《韩非子》当中甚至有仇敌“不可两存”的观点。陆建德教授举了几个例子，在一些带有英文解释的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关于论辩双方的词汇解释则没有这么强烈的敌意，比如“opponent”。古希腊罗马“修辞学”很重要，亚里士多德除了伦理学之外还有政治学，他主张关于城邦（polis）的公共事务需要讨论，观点不一样可以辩，但不一定就是仇敌，哪一方赢了也不代表最后的结论，但是这一过程很重要。在体育运动中战胜竞争对手需要遵守规则，讲究光明正大，有“fair play”的说法，鲁迅并不支持，将其翻译为“费厄泼赖”。

     陆建德教授认为，再优秀的小说家也需要批评，简单直接的“骂”能够一击致命，但是道理却没有机会讲清楚，这实际上是对自己说理能力的一种伤害，“categorical”指的就是把事情简单地分类，做出的判断也特别简单。有时候观点的不同是因为视角不同，成年人阅读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想象能力，想象自己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陆建德教授就这一问题还继续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例子，比如关于语言拉丁化的讨论、“essay”的概念和写作、新诗使用古诗的典故、陈独秀用类似“作对子”的方式写作《敬告青年》等等。

     陆建德教授最后表示，他现在重新回顾现代文学的时候，依然非常崇敬鲁迅先生，有许多作品是常读常新的，但我们也要可以跟他对话，把他引为朋友，再跟他交心，鲁迅先生或许会为后人真正成长为有着独立判断能力的一代人而感到欣慰。

     提问环节中，陈洁副教授和李茜烨博士还就鲁迅先生的论辩方式与陆建德教授展开了进一步交流，陆建德教授强调我们应该转换视角，看到世界的不同面向，这样能够使我们的心智更加成熟。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